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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博体育平台app下载在一扇漂浮的门上,我们正真看到了那个小个子的日本人,他用一根绳子把自己绑在了门板上。海浪一次次拍打着他的身体,他始终没回应我们的招呼,我们都猜测,他可能已死了。
“还有什么用?”罗威先生说, “他很可能已经死了,再说救谁都比救这个日本人强!”
但罗威先生终究是改变主意掉转了船头,日本人被拖到了船上。当他睁开眼睛后,用自己的母语对我们说话,看我们听不懂,就挣扎着站起来,双臂伸过头顶,跺了跺脚。又过了五分钟,他恢复了体力,从一个疲惫的水手那里接过了船桨,像个英雄似地划了起来。
这是一段来自泰坦尼克号幸存者的回忆,这个小个子“日本人”的获救经历,后来成了电影《泰坦尼克号》女主角罗斯获救情节的灵感来源。
在泰坦尼克号沉没109年后的今天,小个子“日本人”的身份终于在纪录片《六人: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人》(下简称《六人》)中揭晓,他是中国台山人,他的名字叫方荣山。
对于自己在泰坦尼克号上的经历,方荣山在余生中很少提起。直到暮年时,他在给侄孙的一封信里写道:“天高海阔海波波,一条棍子救生我。兄弟一起有几个,抹干眼泪笑呵呵。”
在谷歌上搜索泰坦尼克号706名幸存者的姓名,可以查询到其中大多数人的信息、生平,乃至后代,爱好者和历史学家几乎穷尽了对这个群体的追访研究。但这当中并不包括那六个幸存的中国人,对他们经历的探寻,近乎一片空白。
英国导演罗飞(Arthur Jones)觉得这是件很有意思的事,泰坦尼克号的悲剧一直被人类社会铭记,却有这么一个部分,始终是模糊的。2015年,罗飞开始筹拍纪录片《六人》,他希望透过历史的尘埃,让泰坦尼克号上六个中国幸存者的样貌变得清晰。
可以作为线索的资料并非一片空白,在泰坦尼克号事故刚发生时,六个中国幸存者的出现吸引了部分西方媒体的注意。但在他们笔下,六个中国人的形象不大“光彩”。
没人能说清这些中国人从哪里冒出来的,也不明白他们是怎么上了救生船的,但他们却好好地坐在里面。
六个中国人在泰坦尼克号还未离开英国港口前就偷愉溜进了救生艇,当船撞上冰山时,他们并不惊慌失措。他们随身都带着女人用的披巾,当听到船上有人大喊“女士优先入艇”时,他们就拿披巾把自己遮起来,让船员误认为他们是女人。
他们(中国人)对自己离开那艘下沉的船时、船上还有妇孺一事反应冷漠,当他们乘卡帕西亚号抵达纽约后,人们发现他们居然毫发未伤。就生还比例而言,中国人的生还比例是泰坦尼克号上各民族之冠。
“他们是有语言障碍的。”《六人》剧组的研究员张帼蕾说,生还的六名中国人登记的职业都是锅炉工,英语水平有限,搭载所有幸存者的卡帕西亚号抵达纽约时,一些记者的确会去采访,“但没有记者会去采访他们,因为他们可能完全不会讲英文,所以他们没发声的渠道。”
对于这些对中国幸存者的指责,拍摄之初罗飞不敢妄下定论,但他能隐隐感觉到“种族偏见”的意味,在当时的报纸上,流传出不少泰坦尼克号上“英雄”和“小人”的故事,“白人基本没做什么坏事,所有做坏事的人都是外国人,特别是中东人、意大利人、中国人。”
泰坦尼克号所属航运公司的董事会主席伊斯梅也在幸存者之列,他和四名中国幸存者乘坐了同一艘救生艇。伊斯梅在接受参议院调查时称:“我们从泰坦尼克逃离后,发现四个中国人藏在救生艇的横梁下。我以为他们是菲律宾人,他们一共有四个人。”
“很难确定伊斯梅是真的想责怪他们(占了幸存者位置),还是有一些自己的原因。”罗飞说,船难发生时,妇女与儿童能优先登上救生艇,“但伊斯梅也是男人,当时他背负的骂名也很大,他的意思可能是不止有我一个男人在里面,也有其他的男人。”
泰坦尼克号上三等舱共有男性乘客462人,幸存75人,幸存率16.2%。八名中国人都是三等舱乘客,却幸存了六个,高达75%的幸存率也让他们成为被质疑的对象。
罗飞分析,一方面这可能与几个中国人都是水手出身有关,经验相对丰富,同时他们所住的位置在泰坦尼克号撞上冰山的船头,比后面的乘客更早发觉了危险,而且他们不懂英语,可能反而避免了船员的(错误)指挥,至于“装成女人”的指责,可能仅仅是披着毛毯御寒遭遇了误解,”对于中国人的高幸存率,我认为这是运气、经验和智慧叠加的结果。”
这终究只是建立在推测上的分析。也有泰坦尼克号历史学者对媒体表示,没有一点证据说明华人幸存者乔装、躲藏等传言真实发生过,但对于一部纪录片来说,想要求证或是洗刷这些污名,还需要做得更多。
《六人》团队先是研究了泰坦尼克号上所有通道、房间位置,之后联系上一家游戏制作公司,经过反复试验,最终以动画的形式模拟出了六人的逃生经过:五人从三等舱逃出,坐上了救生艇。另有一人掉进海里,抱着一块门板等来了救援。
为了验证“藏在救生艇的横梁下”这一传闻,他们在北京制作了一个1∶1的折叠救生艇,反复实验,再现当时上船的情景。实验证明,几个人要藏在船上,而且不被周围人发现,是不可能做到的事。而按照资料中那条救生艇上的获救人数,船上仍有不少空余座位,也很难将这称作“抢占妇女儿童的存活名额”。
资料证明,最后一名中国人是在海里获救的。罗飞把研究主任施万克带进英国极端环境实验室,让他泡在同样冰冷的水里,为了逼真,甚至穿上了中式长袍。施万克逐渐脸色发白、手脚颤抖,身体开始变得僵硬,就如中国幸存者所身处的绝境一样。
相比这些,更困难的是寻找六个人获救后的人生轨迹。摄制组掌握着一张编号为1601的泰坦尼克号船票,上面手写着八个中国人的韦氏拼音姓名:Fang Lang、Lee Bing、Chang Chip、Ah Lam、Ling Hee、Choong Foo、Len Lam、Lee Ling。对比着幸存者名单,摄制组基本确定Len Lam和Lee Ling没能生还。
六个幸存者的名字均由韦氏拼音标注,在中文中意味着几百种排列组合。《六人》摄制组被淹没在了海量的资料中,报纸、档案馆、水手登记卡、移民局文件,一个近似的名字随之带来的是几个月的追寻,最后却可能仅仅是白费一场功夫。
罗飞曾经用了半年的时间找到了一个有很大的可能性是Lee Bing(李炳)后代的家庭,“年龄对得上,在加拿大生活过,还开过餐厅,”一切线索貌似都指向一个正确的答案。罗飞在纽约找到这家人,“但是他们都是黑人”,罗飞哭笑不得。
浩如烟海的史料最终带来了回报,《六人》摄制组基本确定了中国幸存者获救后的人生轨迹,他们和其他幸存者一起被送到了纽约港,但随即被驱逐出境,六个人被送到了一艘英国商船上,干起了他们的老本行锅炉工。
六个人里,Chang Chip(钟捷)的命运最让罗飞难受,从泰坦尼克号逃生之后几个月,他就患上了肺炎,“他去医院一定要经过申请,每次都要等几个礼拜,是非常麻烦的事情。”后来,钟捷就被解雇了,1914年因肺炎在伦敦去世。
随着一战爆发, 几名中国幸存者辗转在英国货船上工作,战后英国出现经济危机,要求驱逐外籍劳工的呼声慢慢的变大,他们中的一些人也被遣返回了亚洲。张帼蕾拿到了一艘当时前往印度加尔各答的轮船资料,她从夏天整理到冬天,发现了一张姓名为Ling Hee(严喜)的水手卡,她认出了那张有道伤疤的面孔,和泰坦尼克号上的严喜一模一样。
Fang Lang是那个趴在门板上获救的中国人,他后来也是六个人里最幸运的,他在1920年进入了美国,直到1955年才拿到了护照。在一个泰塔尼克号爱好者论坛上,罗飞注意到一条来自署名为Tom Fong的网友留言,自称是幸存者“Fang Lang”的儿子,罗飞尝试给这个网友私信,但论坛显示这个账户早已注销。罗飞想到一种“海底捞针”的办法,他穷尽所有能想到的邮件后缀,给“Tom Fong”发去了二十多封Email。
两个星期后,罗飞收到一条回复: 汤姆方 是我爸爸,Fang Lang是我的爷爷,他的中文名叫方荣山。罗飞去旧金山,和汤姆方见了面。在那之后,罗飞更加笃定,他一定要完成这次拍摄。
站在时代的大背景下,六名中国幸存者获救后的颠沛漂泊似乎是注定的事。20世纪初,正是美国《排华法案》盛行的年代,大批中国劳工被拒之门外。即使放眼整个欧洲,黄皮肤的中国劳工也被视作“祸患”一样的存在。
一战过后,不止几位泰坦尼克号上的幸存者,更多中国劳工同样遭遇了遣返。当时的英国媒体注意到,“唐人街一夜变成鬼城”,但他们也没有深究,这些中国人为什么突然消失了。
在史料中,《六人》团队打捞起了太多近似的命运轨迹,研究员张帼蕾为这些先辈同胞感到唏嘘。摄制组在英国采访到了一位老人,她的母亲是英国人,在她出生之前,她的中国船员父亲突然不见了。老人的母亲和一批与中国船员组建家庭的英国女人一样,到死都以为是丈夫丢下她们跑掉了,“你会觉得这些中国劳工长期处于一个很不安全的状态,可以随意被扔来扔去。”
相比之下,方荣山愈发像个“幸运儿”,他在美国站住了脚,时常会给广东台山老家寄钱回来,还把更多同族亲戚带到了海外。如今,方荣山几个家族后辈在美国的境遇都不错,其中一个侄子还成为了著名的物理学家。
作为《六人》团队的志愿研究员,68岁的美籍华人李大川祖籍也在台山,他的祖父与方荣山有着近似的经历,1900年前后从台山去往美国,开过餐馆,也做过贸易。
对于第一代从台山走出去的华人,李大川把这比作“要赌一把输赢”。在他爷爷去世之后,遗体被运回了台山,李大川后来听村民说,爷爷棺材的质地名贵,四角都包了金,“他们说(爷爷)是整个村最有钱的人。”
李大川对泰坦尼克号没有半点兴趣,加入《六人》团队,他更多是为了延续自己对“寻根文化”的热忱。早在年轻的时候,李大川就在留意观察那些一代移民的生活境遇,一些人一辈子没有结婚,“很多老人家自己住在一个小房间里,死了两个礼拜都没人知道的。”
当《六人》摄制组来到大洋彼岸的台山,命运的岔路口更加交错纵横。罗飞在这里看到了很多年代久远的洋房式建筑,那应该是外出打拼带来的实惠。他还看到了很多族谱,某一支出国了,记载也就跟着断掉了。至于几名泰坦尼克号中国幸存者的后辈族亲,有的就在广东省内做着生意,有的也已经移居海外。
在摄制组的安排下,汤姆方带着妻子回了台山,住了三五天,和很多亲族见了面,一一拥抱,一起吃饭。李大川可以感觉到汤姆方的激动,“可惜他中文已经不好了,看不懂方容山与亲戚们往来的信件。”
“赌赢”了的台山人逐渐在美国扎根,《六人》中采访了二十多个台山海外后裔,任何一个人都有了不错的社会身份,记者、画家、医生…….
作为第三代移民,李大川乐于看到华裔所取得的成绩,而对于重返台山这样的寻根之旅,他把这看作一种提醒,“更清楚我来自什么地方,也更清楚我要成为怎样的人。”
从决定拍摄《六人》时,罗飞就很确信,自己能胜任这个艰巨的任务。他是个英国人,在中国生活了25年,而去求证这段历史,就是需要一个同时了解东西方文化的人。
对于100多年前泰坦尼克号上的六个中国人,即使获救后继续经历着漂泊动荡,罗飞并不觉得他们做错了什么。“错的是那时的《排华法案》,那是一部针对某个族裔的法律,是一种歧视。”
“但是当时的中国人是很安静的一代。”罗飞相信,因为对自己身份的隐瞒和羞耻,所以方容山从未向儿子或者妻子提起过在泰坦尼克号上的经历。于是,“泰坦尼克号幸存者后代”这个群体中,从来没有过中国人的身影。
在泰坦尼克爱好者圈内,罗飞的工作也不被看好。反对的声音仍然坚信,中国幸存者扮演了“不光彩”的角色,“他们不是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吗?是不是因为你现在住在中国,就要去美化他们?”
这些声音刺激了罗飞,他设想过,即使在求证过程中发现六个中国幸存者真的犯了错误,他也会如实展现,“如果一直有秘密存在才是最坏的,人们会往最坏的情况去想他们。”
拍摄过程中,罗飞带汤姆方去见了泰坦尼克号五副罗威的孙子,109年前,他们的祖辈曾登上过同一艘救生艇。海难发生后,罗威一直是个英雄式的存在,他的孙子如今也当了一名船长,是“泰坦尼克号幸存者后代”俱乐部的红人,家里有一面墙专门摆放了罗威和泰坦尼克号的资料。
那次见面后,汤姆方哭了。罗飞把他带去,就希望他能被幸存者后代这个群体接受,“因为中国人也是这一个故事里的一部分。”
方容山在美国的生活几番波折,他在泰坦尼克号上的行李中装着领带,他本来是打算与朋友林伦、李林一起去美国做生意,但直到晚年,方容山仍然只是饭店里的一个服务生。在汤姆方的印象中,父亲一直穿着西装,从没有穿过休闲装,罗飞猜测:“他在内心里依然觉得自身是个商人。”
方容山一辈子穿着西装,但他一直没能摆脱那些排斥与敌视。晚年时,方容山租房不易,被房东骂是“黄祸”,他打了房东一拳,汤姆方记得,那是第一次看到父亲动手打人。
已经是第三代移民的李大川对此感同身受,他始终保留着关于读书时期所住社区的一段记忆,“如果是一个白人的花园不干净不漂亮,没人会说什么,但如果是中国人的花园,街坊就会说因为你是中国人,中国人都是这样。”
当针对海外华人的歧视风波又出现时,纪录片《六人》也即将上映,摄制组说这并不是故意为之,却成了一种提醒,“我们把以前的问题挂出来,大家看一看,再对比一下现在的问题看一看,然后再去想到底要如何来解决,到底要怎么进步。”
《六人》讲述的故事注定没法只停留那次海难中,就像一个观众在影评里写到的那样,“好像 在他们的生命里,那年的那次沉船,仅仅是一场小事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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